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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南京！
拉貝日記
自由主義者看《南京！南京！》。
民族主義者看《拉貝日記》。
這似乎已經在一個有限的知識階層里達成共識。
不過這種“共識”卻達成得很有“古怪”：因為《南京！南京！》是中國人自己拍的，而《拉貝日記》卻是德國人拍的。
雖然兩部電影我都看了，但在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我當然寧愿選擇更“民族”一些，不過支持《拉貝日記》卻不是“寧愿”而是“自愿”的，因為在我看來《拉貝日記》并非簡單訴求民族主義的電影，它的創作團隊是清一色的外國人，這和中國的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嘛關系也沒有，只不過這部外國人拍的以“第三方視角”重視審視南京大屠殺那段歷史的史詩電影基本契合了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精神，《拉貝日記》把南京大屠殺放在一個世界性的視角下，第59屆德國電影勞拉獎頒獎典禮4月24日晚在柏林給予這部電影最佳影片金獎、最佳男主角、最佳服裝設計和最佳美術獎（中國美術設計師屠居華）4項大獎，說明這種“契合”或者被證明也頗有世界共性。
《南京！南京！》和《拉貝日記》兩部“南京”電影引動的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交鋒，在中國電影，已不是第一次，而至少是第四次——第一次是2007年11月關于李安的電影《色，戒》，第二次是2008年1月關于馮小剛的電影《集結號》，第三次的規模相對比較小，即2008年夏天關于臺灣導演魏德圣的電影《海角七號》，第四次即這一次。
而網絡上，尤其是那些未被中國主流媒體機關和既得利益者所控制的相對自由的論壇和博客社區，對《南京！南京！》越來越激烈的批評則讓人一下子想起2007年底的《色，戒》批判潮，而我電話詢問當年《色，戒》批判風潮的主將們如黃紀蘇先生等人對《南京！南京！》的態度時，對方則差不多都回答，他們因那部《色，戒》就早已中國電影失去信心，根本沒有興趣坐進電影院看《南京！南京！》了。
但廣大而草根的網友卻仍然沒有失去對《南京！南京！》看后即批的興趣。
其實，陸川的電影《南京！南京！》在還沒上映和上映之初都一直打著“民族主義”的招牌，它的宣傳主題一直是“抵抗”，導演自己也一直在強調，中國人在南京是有抵抗的，但他更強調曾經拯救了大量中國人的約翰·拉貝畢竟是個德國人，他似乎想說的是在1937與1938年之交的南京，大量中國人是自己拯救了自己。
《拉貝日記》則用世界性替陸川回答了這個問題，是誰拯救了他們？
很明顯，他的宣傳口號“抵抗”是受到了2008年的“四月青年”運動和剛剛發生過的“中國不高興”事件的強烈影響，那些打著“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行為現在不但可以作為一種思想運動，更被外化為可以帶來巨大市場利潤的商業驅動力，之前無數人對《中國不高興》的謾罵，甚至是根本沒有讀完書就開罵，還不是因為它創造了讓許多人嫉妒的發行量。
而一看完《南京！南京！》，許多人不但沒有看到被預先告知并充滿期待的“抵抗”，而且被導演強行摁在電影院座椅上以一個日本殺人犯的視角經歷了一次“南京大屠殺”的慘痛過程，當這個過程完成后，人們自然會咂摸出另一種為日本軍國主義者在南京制造的大屠殺“開脫”的意味，諸如“日本軍人里也有人性”之類荒唐至令人反胃的主題。
從技術上說，《南京！南京！》算得上中國電影的中等以上作品，尤其是它的黑白影像風格頗得人緣，但在內容和思想上，它非但對發動那些屠戮浩劫的日本戰犯們控訴不夠，反倒憑角川、伊田這些日軍中小層軍官1937年在南京的“親身經歷”，居然從那支黑暗的魔鬼軍隊里“摳”出了幾株人性的嫩芽，這幾株嫩芽又被導演加以大氣力的謳歌。
角川和伊田是《南京！南京！》里露面的軍銜最高的日軍軍官，所以說他們的“人性嫩芽”只代表個人而不代表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