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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憶斯
縱使我再怎么調整心態，《拉貝日記》的觀影過程，還是讓我越來越強烈地感受到影片中很多細節經不起推敲。
中國人在獲救后拍手歡呼的場面此起彼伏。按當時的情形，可能嗎？
魏特琳差點和拉貝上演一段“婚外戀”。對天堂里的兩位“仁者”，我只能深鞠一躬，道聲“抱歉”。
瑯書未成年的弟弟拾起槍來，一槍一個，兩槍兩個，輕而易舉便結果了兩名窮兇極惡的日軍。得，比李向陽槍法還好。
最離譜的還是瑯書穿著日本軍官服在日軍眼皮底下逃出生天。拜托，您這是在拍肥皂劇嗎？……
眾多失實細節的添加，讓一部本來應該嚴肅、深刻的影片變成了一部“傳奇”。
連綿不絕的交響樂充塞耳朵，理查德·克萊德曼式的抒情鋼琴幾度響起，在這樣浪漫、溫情的音樂聲中，難怪瑯書這個人物從頭到尾就只是為喜歡德國外交官帥哥而存在著，她似乎不是身處“煉獄”之中，大屠殺也與她無關，她拍那么多照片不是為了留下屠城血證，而只是為了討情郎喜歡。
如果說《南京！南京！》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日本人視角”，那么《拉貝日記》中的“外國人視角”則不是一個，而是全部角度。這部兩個多小時的電影并沒有讓我找到一個中國人在身體力行地說“我要活”甚至連說“我想活”的都沒有。要么麻木等死，要么等人拯救，一個“等”字完全把片中的中國人形象簡單化了。
這部影片中，我看到了代表正義的德國人、英國人、美國人……當然，還有代表惡的日本人，中國人除了被殺或被拯救，完全沒有別的什么事了。漸漸地，我視線中的同胞，和我的關系也從我們變成了“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