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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嘯南:知名學者,新生代著名節目主持人
我們這代人,是指中國,主要是指中國大陸“泛90后”這一代人。
筆者所謂的“泛90后”,也并不是嚴格意義上按照人口統計學標準的公元1990-2000年出生的中國公民人口聚群,而是人類文化學意義上的,以1989年中國互聯網計劃開啟、1994年中國接入全球互聯網體系為主要標志的中國信息技術革命時代中成長的“互聯網一代”。根據我國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數據顯示,截止2016年底,中國1990年以后出生的人口總數已逾4億,且以年均約1400萬的人口規模在增加,這代人所構筑的“新的公共生命歷程”日益引發社會各界的關注與探討。這一代獨特社會文化生態的根本原因,是生產力變革所導致的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的變革,這也是探討“泛90后”與“60后”、“70后”、“80后”等基于小農生產、工業生產下的農耕文明、工業文明及其相應的文化取向、社會習性、意識形態等各方面迥異的基礎。
我們這代人,到今年,也都20有余,或者即將三十而立,成為社會的中流砥柱了。從上一代話語權把關者們筆下的“草莓族”、“沒有擔當”、“幸運的一代”,慢慢變成了被贊美的“有理想”“有情懷”、“有世界觀”的一代,再慢慢,又有人說我們是“喪喪的”、“沒激情”、“沒責任心的”一代,搞得我們自己也很好奇,我們究竟是一群什么樣的人?我們究竟是時代的幸運兒還是不幸的階層淘汰者?我們究竟滿腔理想主義情懷還是在虛擬世界里逃避現實的弱者?我們熱愛和平還是崇尚武力?等等等等。
當然,我代表不了任何人,更遑論一代人。只是身處其中,旁觀左右,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且,需要特別指出得是,受全球化-反全球化、城鎮化進程、區域發展不均、社會階層固化、獨生子女政策等一系列重大因素的影響,我國“泛90后”并不能被簡單視為一個整體,其內部的地域性差異、階層差異等,都遠遠超過其他年齡層。但是作為一個文化整體,我們卻面臨著相似的痛苦與無奈,光榮與夢想。
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經歷著一次整體性的社會結構大變動,“發財靠膽子”、“誰先誰致富”等民間俗語對這一時期的社會流動性提供了最真實的注解,社會涌現了無數的機會,每個人只要肯拼肯干大多數都能分一杯羹,即便也有資源壟斷、階級地位之差,但畢竟歷經十年浩劫后廣袤的發展空間和機遇擺在眼前,就好像100個蘿卜面對著100個坑,總能占上一個。但經過將近四十年的高速發展,改革紅利期所預留的發展空間已經被“50后”、“60后”、“70后”三代人基本占滿,即便退休、離世等自然進程讓渡出一部分機遇,十個坑也不夠后來“80后”、“90后”、“00”后一代又一代“蘿卜”的需要。而更為嚴重的是,在上一代甚至是兩代的人的積累之下,“泛90后”之間的階層差異越來越明顯,“富二代”“官二代”等階層現象層出不窮,實現社會階層自由流動的通道越來越狹窄,靠膽量、努力、奮斗的可能性被依靠資源、關系、資本等取代,且這類群體大量極端的負面案例日益撕裂著社會的公平性與信心。而更為嚴重的是,原本作為底層-上層最公平性的制度渠道——高考,也面臨著教育資源和環境不公的沖擊,根據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劉云杉統計,1978年~2005年北大學生的家庭出身發現:80年代中后期是農家子弟用知識改變命運的黃金時代,三成以上的北大學子出自寒門;90年代中期農家子弟的比例開始下滑;2000年之后,考上北大的農村子弟僅占一成多。寒門子弟進名校的通道正變得越來越窄。權威期刊《中國社會科學》于2012年刊登了一篇研究報告《無聲的革命:北京大學與蘇州大學學生社會來源研究(1952-2002)》,報告通過研究50年數據,得出了一個讓全社會嘩然的結論:90年代后,考上北大的精英子弟比例快速攀升,這些社會精英只占全社會人口的1.7%,卻有40%的北大學生誕生于這樣的精英家庭。阿比吉特·班納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在《貧窮的本質》提出一個重要觀點:貧窮的表面原因是因為財富的匱乏,但其深層的原因是因為社會機會的不平等。而這種機會的不平等會讓那些原本有可能憑借自身的智慧和能力改變經濟狀況的窮人失去重要的脫貧機會。而與“泛90后”成長于互聯網語境相伴隨的是,中國從改革開放至今社會形態也經歷了劇烈的變遷,傳統計劃經濟被打破、各種體制束縛開始松綁,中國迎來了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在這個激動人心的過程中,為數眾多的“70”、“80”的底層群體在自身努力與時代潮流的合力下迅速占據了社會的精英階層并至今仍是當代社會運行體系的中流砥柱。而對于“泛90后”群體來說,他們曾經作為旁觀者目睹了這段狂飆突進的黃金時代,深刻意識到隨著社會的發展,傳統阻礙階層流動的體制束縛已經被打破,自身可以通過不懈努力而擺脫原生家庭的局限性并進而向上層階層流動,正像“70”、“80”群體所曾經經歷過的那樣。
在童年時期相對整體生存環境較為寬裕甚至是被稱為“蜜罐兒”里長大的“泛90后”一代,在成年以后面對異常激烈的社會競爭和殘酷的生存現實時所形成的強烈的心理反差,是這一代人十分獨特且需要被重視的文化現象。當他們在全球化視野中自以為“掌握天下”的文化自信面臨著辦公室競爭危機時,遠大的抱負會逐漸被對社會的懷疑所取代。注意!他們懷疑的不是自我,而是社會,他們中的一部分人選擇屈從于社會規則,甚至以更極端的方式去尋找捷徑,有人通過姿色,有人通過依靠非實力的交易,于是“網紅”、“女主播”、“速成型創業者”,各式各樣的“新時代英雄”以一種快捷、易消費的姿態展示在大眾面前,而他們的一切都是有理由的:依靠自身的逐步奮斗并沒有讓他們感覺到前景。
而他們并非是“泛90后”一代的主流。他們當中大多數的主流景象反而是這樣的:在試圖通過認真的努力和殘酷的現實進行溝通無效后,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選擇妥協,退回到虛擬的、可供自我安全存在且被認可的空間里。并且在長期被現實打壓又無力反抗后,他們選擇了以自我嘲諷的方式與世界“和解”,這里的潛臺詞是,“你看,我也覺得我很挫,你又能拿我怎樣?”。他們成為了“積極意淫的一代”,既沉溺在自我封閉的情感空間里不能自拔,又十分活躍的在這個虛擬世界里開疆辟土,把所有的熱情、勇敢和想象都注入在這方天地里。他們在外向的現實中是安靜的、禮貌的、小清新的、屌絲的;但在內向世界里則是熱烈的、浪漫的、勇敢的,這些都十分明了得指向了一個現實:不斷加劇的階層固化現象所產生的“泛90后”一代的內向型文化。內向型文化的本質就是對社會階層流動可能性的挫敗感,以及由此而產生的頹廢、自我麻痹、自嘲等,喪文化、屌絲文化就是這一現實的生動寫照。
自1989年中國開始國家互聯網建設計劃至今,中國經濟經歷快速發展,社會形態急遽變遷,互聯網給中國人帶來了方方面面的重要影響。尤其是對成長于互聯網環境中的“泛90后”群體,他們從小就見證著信息技術革命給這個社會所施加的劇烈影響 ,相較于“70”、“80”群體,他們是徹底的互聯網的一代,數字比特已經滲入到其生命基因中,其價值觀念與思維方式都帶有著明顯的互聯網特征。他們熟稔信息技術革命所帶來的諸多變化并能夠迅速適應這些變化,且掌握新技術創造新的可能性。當“泛90后”群體長大成人開始步入社會嘗試進行階層提升的時候,互聯網語境下的社會已經走到“全景敞視”的時代,通過互利網利用各種信息終端,“泛90后”群體能夠通過觀看明星真人秀來探知明星作為普通人的喜怒哀樂與柴米油鹽,在互聯網的世界里縱橫古今中外,甚至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獲知曾經讓自己遙不可及的生活百態。而這種以互聯網為媒介來實現的但不具備現實性的階層穿越給予了“泛90后”群體強烈的心理暗示,就是“我也能夠擁有他們生活的可能”。并且,他們中的大多數,受益于祖輩、父輩所帶來的巨大的社會財富、穩定的生活狀態以及良好的教育培養,不僅擁有富足的經濟能力,且具備廣闊的國際視野、人文意識與生存能力,對世界和事物有著超越同齡人的成熟價值觀和區別于上一代的獨立判斷力,充滿個性、具有多元又多變的文化取向、忠于自我又期待引領、更關注內心而非形式、自信又相對自私,渴望真實反感做作。追星追得也井然有序,失戀也分得酣暢淋漓,熱愛國家卻也客觀理性......,似乎這就是我們這代人最美好的樣子。
然而,當“泛90后”群體滿懷希望地從象牙塔走上工作崗位一段時間后,卻發現在繁重的工作壓力、高額的生活成本、直線上升的房價等現實問題面前,這種曾經的美好、希望卻愈加渺茫,隨之而來的沮喪感與挫敗感構成了喪文化的情緒底色。于是與喪文化相伴隨而來的“階層固化”成為流行的社會話題。尤其是對“泛90后”來說,他們目睹了“70”、“80”群體享受了歷史階段性紅利而占據了社會的中上層,而自己卻在努力工作后并未得到相應的物質回饋。這種代際落差使他們對于“階層固化”有著更為苦澀的領悟,而當自己感到無力改變這種“固化”的現實后,苦澀與惶惑的心境以平面化、幽默化——互聯網的表達方式——形態所進行的表達造就了今天我們看到的各種困惑或追捧的社會文化現象:宅文化、喪文化,甚至是網絡暴力、民粹主義等等。
這似乎是面對中國上一輪巨變大潮已去時最無奈的一代人,又似乎是理想主義光芒最耀眼的一代人。我們這代人,痛苦卻依然充滿理想。話說回來,哪一人不是辯證矛盾地活著呢?而我們這代人,至少在和平的時代里,還可以一起努力,等待著下一輪時代浪潮的可能。
最后,祝愿我們這代人,能夠在有限的生命中經歷無限的可能,在既定的邊界里獲得向往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