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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是近30萬被錄取考生的幸運年，也是更多考生的幸運年。從570萬名考生涌進考場的那一刻開始，他們就獲得了改變命運的機會。
在此后起起伏伏的40年里，雖然高考的背景、環境、內容、制度歷經多次改變，但是人們對于知識的渴求和對命運的掙扎從未停止。
俞敏洪、姚勁波、湯敏、程方平、蔣雯麗、宋少衛、楊早、關曉彤……年少的他們一一踏入考場，迎來命運的巨變。這幾日，他們來到悟空問答社區，與400多名職業、年齡各不相同的用戶一起，講述了自己難以忘懷的高考記憶。
1977年10月，廣西，當村頭的大喇叭響起，傳來恢復高考的消息時，南寧四中的數學老師湯敏（現友成基金會常務副理事長）正帶著學生在農村勞動。這一刻，他激動不已，為了這個高考的機會，他已經等了近7年。
7年前，在花了一年讀書，又花了一年學工、學農、學軍、拉練后，湯敏高中畢業了。但他并沒有感到欣喜，因為自從幾年前國家停掉高考，改為推薦制入學，對他來說，讀完高中基本就意味著讀書之路到頭了。
他跟當時的伙伴們一樣，來到了農村插隊，大家一邊勞動，一邊懷揣著期待，最大的理想就是回到城市。即便非常喜歡讀書，大家也從來不做上大學之類的白日夢，因為彼時只有工農兵學員才能獲得被推薦上大學的資格，湯敏他們連報名的機會都沒有。
某天，幸運之神真的降臨到了湯敏頭上，他被分配到了城里的南寧四中（位于廣西省南寧市）。回城讓湯敏很是興奮，然而如何當好一名數學老師卻成為最讓他頭痛的事情。
沒有上過師范、知識儲備不足等問題橫亙在眼前，他只能靠自學，現學現賣。每天，湯敏都拎著板凳聽老教師講課，然后消化幾天，再去自己的課堂上講給學生。
時間一天天過去，湯敏對知識愈發渴求，直到村頭大喇叭響起的那一刻，他的腦袋里盤桓著一句話“機會來了”，一顆心才真正落到地上。
隨之而來的是艱苦的復習。針對前幾年缺失的知識，大家需要一門一門地補回來。正在中學教語文的程方平（現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在9月就得知了高考的消息，但在正常工作的同時，實在趕不及復習。
于是，他和五六個伙伴成立了學習小組，分工合作準備各科資料。那時復習資料稀缺，大部分都要靠手抄，“大家都很拼”。
很快，就到了12月高考那天，“報考費五毛錢，沒有劃警戒線，沒有保安”。考場里，湯敏甚至跟自己班里的學生坐在了一起。
最終的結果并沒有辜負他們的努力。程方平小組的大部分人都考上了大學，他則考上了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湯敏也如愿走進了武漢大學數學系。
在程方平和湯敏走進考場的這一年，俞敏洪（現新東方創始人）正就讀高一，但他十分關注這次考試。因為在此之前，只有在農村拼命把農活干好了，得到大隊和公社的推薦，才能去上大學。就在他為了上大學，做好了一顆紅心干農活的準備時，突然恢復的高考改變了這一切。
次年，俞敏洪高中畢業，參加了第一次全國高考，遺憾落榜，隨后又考了兩年，才總算考上了北京大學。之前準備的再辛苦，也并未磨滅他對高考的熱愛，因為他知道，高考是他走出農村、走向世界的唯一途徑。
“這條路徑很窄，像過獨木橋一樣。但我知道，一旦我被大學錄取，我就從此改變了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村生活，可以在自己所喜歡的知識世界和外部世界中去遨游。”
在高考恢復之初，考生們沒有時間去計較哪所大學更好一些，哪個專業更適合自己，他們唯一能夠做的就是，考上大學，改變命運。
在接下來的二十多年里，高考時間幾經波動，最終在2003年穩定在了每年的6月份。一年一度的高考讓人們逐漸褪去了恐慌：高考制度不會再中斷，今年沒考上，明年還有機會。
但高考對命運的決定作用并沒有消散。演員蔣雯麗認為1988年的高考是她命運的轉折點，在此之前，她甚至從來沒有接觸過表演。“考入北京電影學院那年之后，我才有機會能從蚌埠來到北京，成為一名演員甚至一名導演。”
為了考出好成績，人們在考前拼命努力，過著三點一線的清水生活，1997年的佟大為也是如此。“每天背書背題背到特別晚，媽媽給我準備了很多好吃的，還準備了很多咖啡、營養品、補品，一日三餐都很豐盛。”
然而，焦慮始終纏繞在人們心頭。考題太難怎么辦？考前填志愿怎么辦？什么專業適合自己……一連串的問題都在等待回答。
1989年，高考的第二天，宋少衛（現為青少年心理專家）走出考場那一刻心情有些崩潰，他覺得自己在每一科中都出了差錯，考完語文以為沒有寫名字；化學很難，沒有答完；不相信數學這么簡單，在最后一題答了個特別繞的方案。
兩年后高考的楊早（現為學者）還沒開考就進入了焦慮期。因為他趕上了新政策，要上北大清華復旦南開四所高校得先軍訓一年。覺得五年不劃算，他只得放棄琢磨了很久的復旦新聞系，繼續為考前填志愿發愁。“兩所大學來要過推薦生，南京大學只提供宗教學系，聽著有點懵；汕頭大學可以直接保送文科各系，但我又有點不甘心。”
考前為難，考完也不見得輕松。陳永（現《足球》報資深記者）考前生病耽誤了復習，稀里糊涂地考完，覺得自己可能要賣一輩子西瓜了。他始終記得自己當年查看分數時的焦慮和緊張。“上百個名字在學校大門口的黑板上，我從倒數第一看起，沒有，沒有，還是沒有，已經剩下最后幾個了，怎么還沒有，就在心徹底涼了的時候，我在正數第二個位置看到了我的名字。”
相比他們，姚勁波（現58集團CEO）的焦慮則更真切一些，他以1分之差錯失某高校計算機系，被中國海洋大學化學系錄取了。但他對計算機更感興趣，也一度覺得自己能上更好的學校，為此甚至想要退學重考。
現在回頭去看，對考生來說，很多焦慮其實并沒有存在的必要。宋少衛拿到了自己的考試結果，只有數學一門受到了10分左右的影響，他還是順利被清華大學錄取了；楊早糾結多日，最終聽了父親的意見，選了中山大學中文系；陳永沒有去賣西瓜，他以費縣普文類第二名的成績進入了吉林大學；姚勁波也沒有退學，他在畢業時拿到了計算機應用及化學的雙學位。
但哪怕再來一次，無法預知未來的他們或許還是會為高考焦慮不安。信息的不對等讓他們處于相對閉塞的環境中，看不到高考之后以及高考之外的出路。正如楊早所說，“高三的孩子有幾個知道哪所大學好，哪個專業適合自己？”
后來，一切卻在不知不覺中改變了。面臨高考，人們的焦慮得到了緩解，甚至有了更多精力去關心高考之外的事情。
2005年，魔獸世界上線公測，顧中一（現北京營養師協會理事）趕在考前升到了20多級，他跟同學感慨自己不夠努力時，對方表示他已經30級了。
“我們北師大實驗中學一屆一共400多人，最后有100多人上了清華北大。”顧中一語文不及格，相對保守地報了四川大學。“之所以報這所大學，是因為那時候我特別喜歡看一套奇幻小說《九州》。”九州雜志的編輯部在四川成都人民南路，和四川大學在同一條路上，顧中一覺得這樣買雜志方便。
然而他并沒有高興太久，一個月后，雜志團隊就表示要從成都搬至北京西直門了。
這些與高考相關的事情牽動著考生的心，逐漸取代了高考本身，成為他們記憶最深的高考故事。
而高考，也不再決定每個人的命運。長大后漸漸明白，一次失敗沒有關系，還可以嘗試第二次。一直失敗也沒有關系，旁邊還有另一條路可以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