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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浦奪淞”是什么意思?“大上海計劃”又是什么?這些多數本地人已經不知其意的名詞曾經深刻地影響了上海的命運。上海的命運，遠比“小漁村、開埠、改革開放三部曲”這樣的描述豐富。
地理塑造了歷史，歷史又改變著地理。在上海地理這一新開辟的板塊中，我們不止步于挖掘歷史遺跡，也不簡單剖析政策規劃帶來的城市發展，我們關注的是在這片長江之尾、東海之濱的土地上，每一條街巷、河流和地塊里值得繼續講述的過往、人物和事件，我們把這一切都歸結為地理，人文地理。
《上海地理》的圖卷，從蘇州河展開。
河網密布的太湖平原上，曾有兩條河流先后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它們攜卷著豐沛的太湖湖水一路向東注入東海，兩岸的村莊與城鎮隨著河水的起伏而興盛衰亡。吳淞江與黃浦江，在歷經數百年阡陌交錯的河道變遷中發展出各自的使命，前者弱化為一條具有鄉土風味的家常河浜，在褪去了工業色彩后日益寧靜，而后者成長為一條浩浩蕩蕩的航運要道，繼而孕育出一座在世界版圖中占據重要地位的超級港口城市。兩條迤邐百余公里的河流在近代交匯于上海，而蘇州河的故事也從這里開始。
外白渡橋通常是命運的轉折點。劇情片中的鬧劇與糾葛在這里開始與結束，而現實中，兩條上海最重要的河流在這里涇渭分明。站在橋上向東面望去，遠處的黃浦江氣勢奪人互相推搡著靠近，而橋底流過的蘇州河黛眉低拂欲拒還休，兩者交匯處喇叭形的河口被一道不起眼的大壩生生隔斷。如果稍加演繹，盡可以把外白渡橋下的這一幕發展成癡男怨女的狗血劇情。然而，歷史往往比想象更加富有張力，誰能想到在數百年間，黃浦江與蘇州河的命運以這樣一種轟轟烈烈的方式彼此交織、互相置換，被一步步推向各自的高潮，而上海，不過是兩條河流旁的一枚腳注。
上海史學者鄭祖安從1980年代便開始研究上海。他關心的是，上海究竟是怎樣成為一個大都市的?他在上海社科院的研究生畢業論文是上海近代都市的形成，對他來說，蘇州河與黃浦江如同“兩條上海的命脈”，他從未放棄對它們的關注。2006年，他出版了《上海歷史上的蘇州河》，試圖澄清人們對蘇州河的誤會。
鄭祖安說，即便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也未必厘得清黃浦江與蘇州河哪個是母親河。從今天的現實來看，黃浦江與身畔的東方明珠始終被當做上海的正統地標，而蘇州河與婁燁的《蘇州河》則固執地被主流之外的聲音認可為上海的“底色”。前者長113公里，寬300-700米，將上海分割為浦西和浦東，可以輕易地遠眺和辨認;而后者是吳淞江在上海境內的一部分，長54公里，寬40-50米，大多數時候隱匿在弄堂和高墻之內，偏居上海北部“發展中地區”。鄭祖安對蘇州河的感情更親近一些，這不僅是因為童年每每騎車在蘇州河畔游蕩，更因為從學者的角度觀看，經歷了巨大歷史變遷的蘇州河與上海的關系更加親密，而人們卻并未重視它的地位。
《尚書·禹貢》里有一句話，“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在古代，廣袤的太湖依靠三條大江宣泄入海，婁江、松江與東江。三江之中，尤以中支松江最為寬闊，據《松江舊志》稱，唐時河口處寬二十里，宋時青浦縣河段尚“面闊九里”。唐時的一里以李世民的雙步為尺寸標準，三百步為一里，換算成今天近萬米，是可以與長江黃河媲美的大河。這條聲勢浩大的大江就是后來的吳淞江，因地處吳地得名，其流經上海的部分便是人們所熟知的“蘇州河”。而黃浦江彼時只是吳淞江南岸十八浦中一條不起眼的河浜，“盡一矢之力”，一箭可以射到對岸。
不久，婁江與東江便相繼淤塞，吳淞江成為太湖主要的泄洪道，同時也是蘇州地區的出海航道。在吳淞江下游近海處，一個小漁村悄然發展起來。當地人用一種叫“滬”的捕魚竹柵捕魚，因而那附近的江域被稱為“滬瀆”，這也是上海簡稱“滬”的由來。小漁村北瀕吳淞江，向西可以上溯至太湖地區的政治、經濟中心蘇州吳縣，向東可以通往大海，南面與華亭縣城(今上海松江)之間也有極為便利的水運交通。隨著太湖流域商品經濟的發展，在天時地利的小漁村設立海上貿易港口成為順理成章之事，上海地區第一個對外貿易港青龍鎮應運而生。
“青龍鎮曾經歷過一個輝煌的時代”，鄭祖安說，鎮上最盛時有三亭、七塔、十三寺、二十二橋、三十六坊，放眼望去，街衢井序、煙火萬家，“市廛雜夷夏之人，寶貨當東南之物”，書法家米芾也曾任過鎮監。來自杭州、蘇州、湖州的船只每月前來貿易，日本、高麗每年一至，宋朝曾單獨設立市舶務，繁華程度時稱“小杭州”。倘若不是吳淞江后來的淤塞令青龍鎮日漸衰敗，上海或許就將在這個繁華了數百年的集鎮發展起來。民間尚流傳著“先有青龍港，后有上海浦”的俗語，而在今天青浦白鶴鎮境內的“舊青浦”，唯有鑲嵌于水泥街道中的一排青灰石板路見證了這段久遠到幾乎讓人忘卻的歷史。
宋代以后，由于長江三角洲的下沉以及泥沙在河口地帶大量堆積，吳淞江在海潮的倒灌之下日漸逼仄，大船無法再駛進青龍港。當時的吳淞江水道迂回，泄水不暢，形成了“五里七里一縱浦”的網格化河道，有所謂“五匯四十二灣”之說。譬如白鶴匯到盤龍浦兩匯之間步行才十里，河道卻迂緩四十里。為治理太湖流域泛濫，吳淞江曾多次裁彎取直，然而河水仍時常漫延過一道道彎，形成新的沼澤和塘浦。
在吳淞江淤積之際，南岸的支流上海浦漸漸成為上海的主要水道，來往的船舶寄錠下錨于今十六鋪附近的江岸，一時“人煙浩穰，海舶輻輳”。原本因河流交通而興起的聚落發展為一座新興的集鎮，南宋末年，上海建鎮，標志著官方港口地位的市舶務也從青龍鎮遷到了上海鎮。然而，上海命運的真正轉折此刻尚未發生。
明永樂元年(1403年)，浙西大水，有司治不效，吳淞江流域水患已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有些河段淤塞甚至已是“茭蘆叢生、已成平陸”。戶部尚書夏原吉被派去主持治理，正是他徹底顛倒了吳淞江與黃浦江的關系，也從此改變了上海的歷史進程。他在《蘇松水利疏》中分析認為治水關鍵是疏浚下游河道，使洪水暢流入海。于是，他開浚范家浜，上接大黃浦，引淀山湖水自吳淞江南蹌口入海。范家浜就是如今外白渡橋至復興島一段黃浦江，初開時河道闊三十余丈，在上游巨大水量的不斷沖刷下擴展到二里許，形成了今天的深水河流黃浦江。從此，太湖水經過黃浦江而入海，而吳淞江在江浦合流后逐漸成為黃浦的支流。這一河道變遷事件史稱“黃浦奪淞”，上海就此進入“黃浦水系”，日后轟轟烈烈的上海灘便在黃浦江的潤澤下成長起來。
或許我們可以這樣理解這段歷史：吳淞江的式微令原本可能孕育上海的青龍鎮衰亡，而它的支流黃浦江卻在替代了吳淞江泄洪與航運地位后，哺育了上海城。從歷史的角度重新考量上海的母親河，鄭祖安會這樣回答你：“黃浦江的前身上海浦是吳淞江的支流十八浦中的一浦，因此論輩分，蘇州河應是外婆河了。而在黃浦奪淞后，黃浦江成為上海第一大江，上海老城廂是在黃浦江邊成長起來的，而不是蘇州河邊，因此黃浦江與城市的關系更為密切，如同母親孕育小孩，稱黃浦江為母親河更加妥當。”可以說，蘇州河的式微成全了黃浦江，也成全了上海。兩條河流帶著截然不同的命運相遇在外白渡橋下，哪有比這更傳奇、更動人的劇情呢。
蘇州河的名字從近代開始剛剛在上海灘流傳開來。在為它命名的同時，英國人也賦予了這條河流新的使命。如果說吳淞江仍然讓我們想起那條盡管起落不定但自然單純的古代大江，那么蘇州河，這條“通往蘇州的河”，則更加暗示了它的貿易航運職能以及這個洋涇浜名字背后的復雜屬性。
1843年11月8日，一個叫巴富爾的英國軍人帶隊乘船抵達上海，一周后的11月17日，巴富爾以首任英國駐滬領事的身份宣布上海開埠，由此拉開了上海被動通商的大幕。上海開埠后，日不落帝國的統治者們在劃定他們的居留地時，第一眼看中的就是黃浦江與蘇州河交匯處的黃金地段。他們在東起黃浦江、西至西藏路、北抵蘇州河、南至洋涇浜(現延安東路)的地方畫下了一個圈。三條河流圍成了天然的屏障，江河交匯的上下夾角瀕臨吳淞口入海處，為精明的政客和生意人提供了絕佳的方便。而大英帝國領事館就建立在蘇州河河口南岸，面向開闊的江河。
于是，就這么決定了上海的未來。盡管當初這里一片荒涼，唯有大片的農田、密密的蘆葦與蒿草，距離老上海的市中心——老城廂一帶亦十分偏遠，但在資本主義大刀闊斧的開墾下，蘇州河與外灘相連的河口成了上海現代城市的源頭。英租界設立后，美國人很快在蘇州河北岸設立了虹口美租界，與英租界隔橋相望，而法租界則位于洋涇浜以南和老城廂之間。河口位置的兩岸迅速集中了美、俄、德、日等各大領事館。租界的崛起帶來大規模的城市化和近代化，使原先中國政府管理的老城廂相形遜色，上海的市中心也由縣衙門、城隍廟逐漸轉移至南京路和外灘。
正是在這一時期，蘇州河被重新定義了。由于英美租界后來合并成為公共租界，蘇州河變成了租界區里的內河。比起黃浦江的深闊遼遠，蘇州河無法形成港區和大工業區，于是漸漸成為居民區和小碼頭的聚集地。金融、外貿等業務大多集中在外灘沿岸的建筑群內，而由戲院、公園、醫院、郵局等構成的外交、文化和生活服務區則自然而然地圍繞著淺窄的蘇州河展開，形成一條極具西洋風情的觀賞性河流。
1855年，蘇州河上建起的第一座現代橋梁加速了蘇州河口的華麗轉身。在此之前，蘇州河來回依靠擺渡船，一旦天晚或下雨就無法到達對岸，唯一可以通行的是建于雍正年間的浮橋“新閘橋”，十分不便。英國商人韋爾斯看此契機，在河口頭擺渡附近河面建造了一座木橋“蘇州河橋”，俗稱“韋爾斯橋”。由于韋爾斯橋要收過橋費，引起了民眾不滿，工部局將其購下拆除，另建一座木橋“公園橋”，因為地處外擺渡，因此稱“外擺渡橋”，又因為不要收費，因此它獲得了后來遠近聞名的新名字“外白渡橋”。外白渡橋建立后，橋上倚欄觀景的游客絡繹不絕。一批高檔的飯店，諸如禮查飯店(浦江飯店)、百老匯大廈(上海大廈)在橋邊相繼矗立，成為蘇州河畔標志性的景致。比起寬闊的黃浦江，蘇州河過河更加自然而隨意，兩岸的隔閡隨著一座座橋的建立自然而然消失了，當你走在橋上，會感到橋就是路，兩地的大街小巷融為一體。
在天朗氣清的日子里，租界區里金發碧眼的外國僑民常常在河邊散步，或成群結隊地前往附近的地方打野鴨、野兔。星期天，他們會去外白渡橋與乍浦路橋之間的基督教聯合禮拜堂新天安堂做禮拜。為了避免黃浦江和蘇州河水流對撞形成漩渦和生出淺灘，租界工部局在南口灘地辟建了一個公家花園，夏季的公園里，衣著時髦的洋人常常在河邊乘涼、聽露天音樂會。而春秋佳日，波濤不驚，河水清澈之時，英國劃船俱樂部也常在蘇州河上舉辦賽艇比賽，以為賞心樂事。此后，圓明園路口又建立了上海第一座西式劇場“蘭心戲院”，乍浦路橋下的光陸大樓則開辦“光陸大戲院”，專演西洋歌劇和放映英美電影。
這些打著年華烙印的舊址成為了如今日漸繁華的城市景觀中，令人仰望的“清風明月”。
相比之下，黃浦江畔卻是另一種氣息。樓盤林立的陸家嘴商圈，矗立在霓虹夜色中幾近劃破天際的大廈，濱江大道上鋼筋水泥鑄就的森林，在掩映的燈光中多了幾分王家衛鏡頭中現代都市的冷靜與浪漫，近些年來，濱江的老碼頭邊陸續興起了一些復古與現代風融合的消費場所，臨江而建的幾處頗有格調的咖啡廳和餐館，成了這個金融集聚帶上的閑暇“綠地”，而濱江碼頭邊上，一家名為諾萊仕游艇會的高端消費場所，也于本月初旬正式營業。
行走在涼風習習的江畔，或斟一杯美酒咖啡倚靠于露臺，或乘一艘游艇自在“行走”于浦江之上，追溯歷史河流中最初的源頭，依然尋覓到主流之外，外灘的“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