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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賢法師評龔琳娜“法海事件”
以《法海你不懂愛》開始的戲謔佛教禪宗祖師事件（法海事件），至今已一月有余。雖然包括佛教界在內的社會各界抗議之聲不斷，但當事者從未正面回應過大眾的質疑。并且在湖南衛視、江蘇衛視的推動之下，戲謔之聲愈演愈烈。
《法海你不懂愛》播下的是一顆不良的種子，正如覺真法師所說：“唱的是愛，表現的是刺，吐出的是怨。在消費主義的商品社會里，愛，成了激動、沖動、私欲與排泄煩惱的代名詞。”因為順應了一些人的熏染惡習，連歌者本人也無法把控這一串習的蔓延。有網友說：“70后認為法海為了收妖而為難白蛇，80后認為法海喜歡白蛇而為難白蛇，90后認為法海喜歡許仙而為難白蛇。”任由此類串習肆意發展，必將導致的結果讓人不安。
《楞伽經》云：“阿陀那識甚深細，一切種子如瀑流”。人類無法忽視種子串習的力量，因為，善的串習將影響一個人向善的方向調整，惡的串習將影響一個人向惡的方向傾斜，人類對于惡行的防范手段，往往滯后于惡行的發生，付出重大代價以后的反思，總是尷尬和沉重的！所以，中國文化很早就誕生了“防患于未然”的智慧，講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顯然是中華文明的精華所在，但目前這種精華卻被大多人遺忘，乃至遺棄！
這樣的情形，促使我們開始積極地思考及尋找更加有效的護法方式，用以改變當下戲謔圣賢的現實！
看來，掌握應機施教的護法方式，是新時代護法的關鍵所在。
這使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古人那段“以法護法”的名訓。
在唐代道宣律師修行的凈業寺天王殿上，懸掛著一塊十分古舊的匾額，上書“以法護法”四個大字，此處的“以法”是指合乎時宜的正確方法，以此來強調順應時節因緣選擇適宜護法方式的重要性。
從中國佛教的歷史看，護法一直有“顯正”和“辟邪”二種方便。“顯正”是正面開顯大義，“辟邪”是反面破除非義。它們之間不是對立的矛盾，而是互為增上的助緣。遭遇不同事緣之時，應病施藥。急則治標、緩則治本。隨機應對，正確抉擇，正是佛法大智慧的應用。
歷代大德以各自不同的護法實踐，對“以法護法”作出了功載千秋的不朽注釋。
古印度龍樹、提婆二大士，以不設“自立量”的方式，破而不立，以為道義作正名。
大唐盛世，佛教的教法體系初始完備，所出現的障難多半是對于佛法道理的不理解。因此，破除邪見以后，繼而將道理講明白，問難的對方也會接受。所以，此時的“以法護法”，側重于積極“辟邪”，也是符合歷史因緣的。
而唐以后的情況則不盡相同。
北宋時期，世風日下，嚴重影響佛教的正面形象。此時的護法重心，進一步落實到“辟邪”的功用。北宋張商英居士《護法論》的宋濂序說：“《護法論》不容弗作也！蓋風氣隨世而遷故，奈何抵之、奈何斥之？世人觀此論，可以悚然而思、惕然而省矣！”
明朝末年，社會風氣更是急轉直下。中國傳統文化面臨根本性的考驗。以蓮池大師、憨山大師、紫柏尊者、蕅益大師等四大師為代表的佛教力量，奮力挽救佛教及中國傳統文化于狂瀾，護法的重心更偏向于“辟邪”。蕅益大師云：“先展轉縱奪以破外邪，后申立正義！”
民國時期，以西學東漸、五四運動、廟產興學、世界大戰等諸多社會事件為因緣，使本就羸弱的佛教更加岌岌可危，法師們紛紛尋求振興佛教的應世良方，尤以“辟邪”的護法行動最為可圈可點。最有代表性的當屬太虛大師和守培法師。
太虛大師說：“要做獅子吼，發海潮音！不要做啞羊僧！”守培法師云：“平生最好是非辯，最恨是非秘不宣；明白是非如佛也，是非不別似茫然。是非混亂迷真理，顛倒是非誤后賢；不到無是無非處，我終不把是非捐！”佛弟子不務是非，但也不懼是非。
當前，社會已經步入一個信息極度發達的時代。足不出戶，便可將天下之事盡收眼底。信息傳播的便捷性，使得“堅守道義底線”成為權衡利益時一個重大的難題。在這既可以極端公正又可以極端偏斜的特殊共業環境中，佛教于世間的存在，早已不同于古人閉門自修便得以偏安求道的狀態。正如太虛大師所說：“利害得失，既不能獨享，也不能獨免”。
這，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