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選秀出身的歌手里,譚維維毫無疑問可以劃歸為唱將陣營,而且還是其中比較拔尖的一位。但和歷史上的許多唱將一樣,譚維維也很快面臨了她音樂事業后續發展的一個難題,那就是唱功越高端、發展越簡單。由于特點太過突出,反而讓特點成為惟一的特點,而在一個多元化競爭的社會里,唱功的先天優勢,也就在這種單一的可塑性中轉身變為了劣勢。這,或許就是自古紅顏多薄命,歷來唱將易悲情的原因。
而此前的譚維維給人留下的印象,除了唱將還是唱將,對于她這樣一個歌手來講,擁有好嗓音卻不利用,固然就像讓齊豫去唱嘻哈一樣,是暴殄天物,但如果僅僅只是永遠的一招鮮,那么也很容易會將聲線變成機器、唱功變為科技,能夠讓人享受但卻會離感動越來越遠。雖然,之前的譚維維演繹的那些藏族地區的民歌,也算是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這種印象,卻很容易與其他演繹同類型民族歌曲的歌手相混淆。唱將歌手,如果她的作品只有聲音而缺少內容,那么在感性至上、個性當頭的流行樂壇,顯然要比不會唱歌的歌手更吃虧。因為流行歌最終還是要用來感動人的。
不過,隨著單曲《譚某某》的率先推出,譚維維顯然是找到了一條真正屬于自己的音樂之路,在卸掉唱功的包袱之后,回過頭先以表現真實自我、展現獨特個性為契機,繼而再融入自己的演唱技巧,讓技巧最終襯托出自己音樂個性的豐富,從而比展現出比一般唱將歌手更有情有義,又比一般親民歌手更華麗多元的均衡。
新專輯最大的特點就是故事性,那種帶有自傳性質的故事性,而自傳的特點首先就讓這張專輯擁有了非譚維維莫屬的排他性,讓自己有了一種舍我其誰、唯我獨屬的霸道。這甚至不是唱片工業的量身定造,而更像是一種對譚維維個性本能的激活,并在真實的基調和氛圍里,將演唱由工作變成了談心,炫技變成了傾訴,讓歌迷不再把歌手當歌手,而是當身邊人身邊事那樣近距離的去關注去關心去了解去接近。不知不覺間,就把歌手當成了自家人。
新專輯《譚某某》也玩多元化,比如民謠、比如電子、還比如搖滾。在這個人人可以多元的時代,這個其實并非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其實還是怎么玩?是否玩到點子上?而怎么才能玩到點子上最需要做的,就是你要擁有一個獨特的視角,讓曲風依然是曲風,但你卻可以利用曲風流傳下來的經典特點,為自己的個性服務。說白了,運用曲風的最高境界,就是讓曲風為你想表現的內容打工,而不是你把聲音裝進曲風的殼子貼牌。
而汪峰和高曉松的出現,又為這張主打搖滾曲風的多元化專輯,注入了一個全新的人文角度。這個人文角度,不是汪峰和高曉松倚老賣老的老調重彈,單一的復制他們的時代和他們的故事,而是用他們的人生及音樂經驗,為譚維維的新時代個性與視角注入文化底蘊,從而拓展這個時代娛樂圈的人文內容。在音樂豐富的基礎上,更多了充實的內容和可咀嚼的回味。而譚維維也通過這樣的成功嘗試,打破了九十年代歌手和零零一代歌手一直以來存在的隔閡,讓兩個時代不同的音樂理念,因為同一種人文理想走到了一塊兒。
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同樣是玩搖滾,《譚某某》里的自嘲、自省、批判和揭露,以及《Fight》里拿高曉松的開涮,就更容易和形式的搖滾一起,達到真正搖滾樂形神一體的高度。真正的搖滾樂是什么?它不僅僅只是高亢的吶喊、痛苦的嘶吼,這個賣破爛的同樣也可以做到。真正的搖滾樂,至少要展現出一個歌者真實的自我,一種真實的生活狀態,以及對生活的理解,而非盲目的憤世嫉俗,這個流氓阿飛也可以做到。而在一個搖滾僅僅只剩下形式的年代,譚維維倒是用這種自傳式的語錄,充實了這個時代音樂作品最為匱乏的人味兒、自我真實的人味兒,讓搖滾樂不再只是成為一種口號、一種姿勢,而是成為一個渲泄與自省相結合的平臺,用生活填滿空洞,用感性充實口號,用敢說敢當代替八面玲瓏。這也是這張專輯里的譚維維最吸引人的地方。
對于有的歌手,打出一張人文的好牌,也許就算完成了任務。而對于譚維維來講,接下來融入的唱功,更是將音樂從聽覺的角度進行了升華,《悲哀而真實》、《石頭在歌唱》這些作品,也因此在她收放自如的演繹中,進一步拓展了音樂的層次,讓人文的精神更豐滿更銳也更具穿透力,同時也讓這些心聲流露變得更立體更戲劇。而由譚維維自己創作的長達15分鐘的《21克》,更是體現出她在這種層層遞進的電子氛圍里,對自己聲線及環境音效的良好控制力,讓一個平面的故事躍然眼前,成為一支MV、成為一部電影,這種化平面為立體的演繹,最終也讓這張專輯埋下了一個未來式的伏筆。今后的譚某某,又將會是……(文/愛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