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大業》因為170位之眾的明星人物的加盟，因為網絡和手機上傳播的“國籍門”事件，因為其高調的商業營銷與主旋律獻禮片一貫的一本正經的定位之間的落差，真正是“未成曲調先有情”，早已成為2008年暑期以后最受關注的一部電影，也被看做今年大多在市場上落寞的40部獻禮片中的非典型性樣本。
當許多觀眾抱著數“星星”的心態爭先目睹這部“建國大業”的時候，沒有想到卻遭遇到了一部題材嚴肅、質感渾厚、品質精良、情理融合的規矩之作。盡管有的人數的是明星，有的人看的是“歷史”，有的人緬懷的是“曾經那么好”的共產黨，有的人被刺激的是蔣介石說的“反腐，忘黨；不反腐，亡國”的興亡定律；有的人觀的是人來人往的熱鬧；有的人要的是改天換地的喜慶；有的人還看到了中共政權軍事勝利以外的政治合法性證明……，《建國大業》在商業運作的推動下似乎成了人見人異的內容萬花筒，“道學家”、“經學家”、“才子們”、“革命家”所見各不相同但又各得其所。所以，雖然不少人對這部影片的好壞仍然將信將疑，但卻不得不承認它超出了人們最初以為的“明星大拼盤”的預期，既顯示了藝術誠意也多少顯示出思想誠意，成為一部眾人想看并且看后也還滿意的主旋律化商業獻禮片。
其實，我以為這種“超出預期”的滿意大致因為：
第一，少了對歷史往事的概念化的高大全闡釋，多少還原出了一些“歷史真實”的邏輯。盡管影片一開始的國共兩位領導人關于中山裝的討論處理仍然有些造作，而領袖們醉酒笑勝利的段落表現也缺乏分寸控制，但影片的整體歷史情境感保持得比較完整細膩，類似領袖們在西柏坡開會前面對鏡頭的真實記錄情境再現和西苑機場毛澤東檢閱時虛構的劉燁塑造的老兵形象，都能讓人相信此情此景合乎歷史邏輯。而“逼真”是“歷史”動人的前提。
第二，演員們對歷史人物的情境狀態把握比較準確。盡管影片中明星眾多，但以往大片那種南腔北調帶人出戲的情況基本沒有出現，明星、人物、情境基本統一，不僅此前被人質疑最多的陳坤對蔣經國的扮演和許晴對宋慶齡的扮演相當出彩，即便是王寶強和葛優把北京城墻當地主大院的喜劇情境的設計，也都合情合理，讓人入戲。明星大秀場被編導成功地改造為人物大匯聚。
第三，超越了多數主旋律獻禮片那種教條化歌功頌德的主題慣性。歌功頌德，往往淺薄、廉價和矯情。其實，無論多么輝煌的歷史也總是帶著污穢，無論多么殘酷的規律都升華著人性。在這一點上，《建國大業》用更接近“事實”的態度敘述了國共政權交替的歷史合法性，既表達了槍桿子出政權的中共迎接新中國的忐忑，也表現了蔣介石逝者如斯的無奈。影片所呈現的許多驚人的歷史相似，體現的正是一種社會規律。《建國大業》盡管不可能脫離時代背景帶來的思想局限，但是卻仍然在滿腔熱情地再現“建國大業”的同時盡可能保持了一種歷史的省視態度，從而保持了一種思想的緊張性。
第四，當然，影片達到了國產片中較高的制作水平，完成了其歷史情境還原和歷史情緒表達的目標。形神兼備的造型，流暢干凈的剪輯，生動簡練的對話，恢弘細膩的場景，飽滿靈動的音樂，張弛有致的節奏，亦莊亦諧的風格，使影片在幾乎沒有戲劇性作為支撐的情況下，用情境和段落征服了觀眾，顯示了整個創作制作團隊的藝術表現力和控制力。
最近幾天，包括《今日美國》在內的許多境內外媒體都紛紛采訪我，一方面是要我分析為什么一部主旋律獻禮影片會在3天內票房過億，一方面是要試探主旋律獻禮電影本身是否在市場化大背景下已經發生了改變。其實，最近我們一直在討論主流電影與主旋律電影的區別。在我看來，如果不能成為主流電影的所謂主旋律，或者是藝術上劣質，而更多的時候是這種主旋律脫離了人們所選擇所相信所愿意接受的價值系統。只有當我們的主旋律與人民的利益和人民對現實的基本認知相一致的時候，它才能引起人民的內在共鳴，主旋律電影才能變成主流電影。正如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所一再強調的那樣，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是相互統一的。意識形態只有在這樣的統一中才會產生與時代同步的說服力。打左燈向右拐，既破壞交通規則帶來社會隱患，更會給人們帶來思想意識無所適從的混亂。尊重人民，尊重歷史，尊重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