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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勒莫槍擊案》(Palermo Shooting)聽起來像一部緊張的偵探片的名字，但正如人不可貌相，其實這個片并不像想象的那樣，而片名中的shoot一詞，也不是“槍擊”的那個shoot, 而是“拍照”和“射箭”這兩個動作的相關。但一部外國影片的譯名，多是從影片未上映的時候就有的，所以才會造成“槍擊案”這種誤讀。
故事就從拍照講起，一個年近40的德國攝影師隨身帶著相機到處拍照，有一次險遇車禍，他發現自己在拍照的時候被人用弓箭射擊追殺，他來到意大利南部城市Palermo，在一個姑娘的幫助下，終于知道了追殺自己的是何人，死神。
故事情節本身其實與電影所真正要說的并無關系，里面的演員和角色也是一樣，文德斯惟一要表達的是其自身對死亡的恐懼，沒有任何其他的意圖，正如影片一結束，片尾字幕立即出現的是“獻給英格瑪-伯格曼和米開朗基羅”，答案是再明顯不過的。
似乎每一位大師都要在老年的時候拍一部獻給死亡的祭品，歐洲大師們一遍一遍重復過這個主題，不厭其煩，有些相當出色，有些只是相當自我。伯格曼有些關于死亡的電影仿佛就只是在一遍一遍再現臨終的痙攣，有人形容其為“只適合電影節評委和電影學院學生觀看電影”，或者“只具備文本而非推廣層面的價值的電影”，而文德斯這部獻給去年剛剛故去的兩位大師的電影，似乎有意印證了這一點。
有人把美國和歐洲的電影分為常人電影和哲人電影，意思是美國人的片子是給平常人、普通人，或者大眾看的，而歐洲電影，多是放給哲學家看的，是給那些進了電影院專門就是為了思考人生的人看的。文德斯現在已經是大師，拍哲人電影也好，常人電影也好，超人電影也好，完全看他愿不愿意，他的影片進戛納競賽單元，那是戛納的榮耀，所以文德斯這回似乎就是要任性一回。他有這個資格。但是，和影片嚴肅的主題相比，影片的情節、臺詞和表演完全與之相悖，最終的結果是在影片高潮出現時，即攝影師和死神面對面進行對話的時候，觀眾哄然笑場。如果不是出于對文德斯本人的尊敬乃至崇拜，這個笑場一定會出現的更早、出現的更多、出現的程度更嚴重。
文德斯怎么了？他的攝影機告訴人們，他老了。比死亡更可怕的是衰老，因為比死亡更可怕的是對死亡本身的恐懼。
文德斯試圖表現對死亡的哲學思辨，但可惜的是他的電影沒有幫助他完成這個使命，只是強烈的傳遞了“怕死”的意圖。怕死并不值得羞愧，英格瑪-伯格曼比誰都怕死，但他還是大師，大師和普通人一樣，都是孤立無助的站在死亡面前，更可怕的是，在每個人沒死之前，就知道必將要和死神進行一場必敗的戰斗。文德斯在《帕勒莫槍擊案》中沒有達到伯格曼和他本人以前的高度，可謂失準盡失。也許是衰老讓大師失去了審視死亡所必要的審美距離，也許是某種人生變故讓大師心生極度的困擾，《帕勒莫》的文德斯不再是我們熟悉的，我們今天只能帶著疑惑走出了戛納的盧米埃爾電影廳。
